浙大一院建院70周年:只为光荣与梦想

      打开历史这座宝藏的大山,汲取、吸收、传承、创新,带着光荣与梦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又一次上路了。

      

      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民族的未来。对一家医院来说,何尝不是。

      第一帧合影,第一份干部任命书,第一份病历,第一张院情调查表,第一枚医院公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70周年院庆是从寻找这些医院诞生时留下的“珍贵史料”开始的。

      寻找过去,探求未来。

      历史“散落”在浙大一院的每一个“褶皱”里。或是笼罩在晨雾下的古老建筑艺术,或是镌刻在青石板上的传奇故事,或是被一代代人不断膜拜的老旧照片……即使被现代气息围绕,它们也在表达着一种尊严与荣耀。

      它们不只是过往的表征,更是连接未来的桥梁。

      今天,每一个“浙一人”都在这里接受历史气质的浸染,那是一种强烈的厚重与质感,透过感官与认识,直抵心灵深处。回望过去,“浙一人”眼中不只有亲切的怀念,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张饱经沧桑、写满故事的容颜,又如同一座大山,埋藏着无尽的宝藏。

      历史鲜活如昨。1947年11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远见卓识创建了浙江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开院之初,设施简陋,举步维艰,员工仅66人,床位仅65张,人称“弄堂医院”。首任院长、我国著名传染病学家王季午教授不辱使命,秉承“严谨求实”的作风,提出打造“南方协和”的目标。

      在战争年代,这是荣耀而笃定的起点。

      70年来,一代代先贤前辈前仆后继、薪火相传,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世纪传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历经几代人的自强不息,浙大一院已成为国家一流的医学中心,在各大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在70年的节点上,“浙一人”昂首阔步,他们以特有的思想、胆识、智慧重新审视过往、现在与未来,他们重装上阵,只为属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器官移植筑梦

      很多历史在现在看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可在当时,却需要先辈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与辛劳。因为历史的馈赠从来都不是慷慨的。

      过去20年,浙大一院紧紧把握住了“器官移植”这一医学发展的脉搏,引领时代的同时也缔造了医院发展的巅峰。能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显然不是运气使然。

      早在1977年,医院就开展了第一例肾移植,1993年,器官移植专家郑树森成功完成那例意义重大的肝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发展窗口真正打开。这背后是“浙一人”长年累月坚韧不拔、严谨求实的钻研和积淀。

      1997年郑树森担任浙大一院院长后,器官移植上升为医院学科发展的核心战略,浙大一院也由此开启了今后20年的黄金时期。不可否认,这背后有时代发展的推力,但关键还是决策者及践行者们的智慧和毅力。

      历史的最大价值在于不断传承与创新。今天,“浙一人”引以为豪的器官移植事业仍在让患者获得新生,让医院不断进化。

      目前,浙大一院肾移植总数已超过5200例,肝脏移植数超过2200例,骨髓移植突破1000例,心脏移植、肺移植、胰腺移植等都在同步进行。

             

      1947年11月2日《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前身)刊登浙大医院应诊广告。

       器官移植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反映了医院的整体实力。这是过去浙大一院多年发展的创新点。实际上,“浙一人”从历史这座大山中开掘出的宝藏正是“创新”。采访中,“浙一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创新”。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最近2 0年是医院发展最快的20年。这2 0年医院发展抓住了两个字——创新,科技创新引领了医院的发展。”浙大一院院长王伟林如是说。他是浙大一院前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团队的骨干。他说,郑院士在1997年担任院长后就提出以器官移植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和集中点,带动整个医院的学科发展。

      今天,浙大一院是中国器官移植资质最多、最全的医院。

      2016年,浙大一院在6小时内顺利完成5台大器官移植手术,这在国内绝无仅有。2017年,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浙大一院完成14台大器官移植手术,包括1台心脏移植、1台肺移植、4台肝脏移植、8台肾脏移植,刷新了医院开展器官移植以来的新纪录。2017年8月18日,浙大一院肝移植技术再上新台阶,历时18小时完成浙江省首例“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手术。

      数字的表象背后是医院医学整体水平的体现。大器官移植要求相关科室及麻醉、手术室、ICU、ECMO、体外循环组、康复、检验、药师等科室和人员相互紧密配合。这样的能力不是随便哪家医院能具备的。

      浙大一院副院长裘云庆解释说,器官移植需要一个完备的体系做支撑,移植的发展,带动了心脏、呼吸、消化、肝胆等科室的发展,这些科室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医院的发展。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浙一人”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过去20年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在今后20年继续复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医院突破和创新的发力点在哪?

拥抱新时代

      新一届领导班子给出了答案。2015年11月13日,王伟林接任郑树森院士成为浙大一院第八任院长。王伟林是郑树森院士的得意门生,他从老师和历史那里学到的还是那两个字——“创新”。

      新一代的管理者并不打算只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随遇而安。实践证明,他们将带领“浙一人”,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应对眼前滚滚而来的时代——一如过去70年来前辈们所做的那样。

      70年来,浙大一院无论是在传统医疗技术上,还是在信息化医疗上,总是勇立潮头,敢做时代的“弄潮儿”。“创新是医院发展的核心动源,包括医疗技术的创新、医疗模式的创新。”王伟林意志坚定。

      是时候再一次体现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了。医院所处高度和自身具备的学术能力让他们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紧扣医学发展前沿,找到符合医院定位的热点和“潜力股”。

      第一个是微创医学。这是近几年国内比较热的领域,而浙大一院正好有这方面的良好基础。早在1998年,心胸外科就在全国最早实施保留背阔肌的胸部微创切口手术并广泛推广应用。2010年起,又大力推进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目前心脏微创手术比例达到20%以上,居国内先进水平。

      2014年9月,浙大一院引入一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开启了微创医学新时代。2016全年,这台“达芬奇”完成手术888台,平均每天2.43台,继2015年后两次列全球单台机器人手术量第一,创造了世界纪录。

      目前,浙大一院是国内开展机器人手术科室最多的医院,包括肝胆胰外科、泌尿外科、胃肠外科、普胸外科、心胸外科、妇科、肾脏病中心等。微创同时也用到器官移植上面,比如活体肾移植,“达芬奇”机器人可以用来取肾,免除患者的大切口。

    “微创对现代医学来说,是非常热门的领域,浙大一院如果不抓住它,就会落后。”王伟林说。

      浙大一院已是国内第一方阵医院,在“浙一人”口中却经常可以听到“落后”“危机感”等字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意识来自“严谨求实”的办院方针。

    “医院传染病学已经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但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的危机感还是非常强的。普外科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二,但是实际上第三、第四跟我们差距非常小。”浙大一院副院长郑敏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在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上浙大一院排第五,但第五到第八的差距都在两分之内,跌出十名之外,可能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郑敏说,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后提出,医院有高峰,但高原不够多,要打造更多高原。微创医学无疑是医院要重点打造的高原。

      精准医疗是国家战略,也是浙大一院发展的第二个热点。

      在这个领域,浙大一院又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是惯常的步伐和速度。2015年6月,浙大一院成立“精准医疗中心”,成为国内最早开展基因组与精准医学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被国家卫生计生委确定为第一批高通量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

    “精准医疗中心”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它参考哈佛医学院的模式,设立临床门诊、研发实验室、分子检测实验室和基因组分析实验室、运营中心4个职能部门,学术委员会由国内外权威专家组成,执行委员会由各临床科室主任和浙江大学医学院、药学院相关专家组成。

      布局接踵而至。2016年底,“浙江省肝胆胰肿瘤精准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在浙大一院揭牌。浙大一院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签订“大数据框架联盟”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重点实验室在学术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精准医疗肯定是今后非常大的趋势,特别是针对一些重大疾病,精准医疗会有很大的空间。比方说胃癌、食道癌、乳腺癌、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到现在为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医院正在布局这方面的项目,我们希望能够研制精准治疗的靶向药物,实现高效、低毒的治疗。”浙大一院副院长许国强说。

互联网医院来了

      互联网时代来了,大数据时代也来了。有人盲目跟风,有人嗤之以鼻。作为最传统领域之一的公立医院,该如何面对这个新时代?浙大一院的姿态清晰而坚定——走自己的路。

      浙大一院的决策者们善于从细枝末节中触摸时代的脉搏。来自小吃店收银大姐的一句话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一项改革。

      有一次,王伟林去浙江大学开会,途中在学校附近的小店吃了一碗面。结账时,他发现身上没有零钱,便递上了百元大钞。收银员是一位60多岁的大姐。“你看上去蛮时尚的,怎么不用手机付款呢?”听到这句话,王伟林瞬间意识到,“互联网+”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太深刻了,它势必也将影响传统的诊疗模式。作为一家知名大型三甲综合性医院,岂能对新事物置若罔闻?

      决定了的事就会毫不犹豫。2016年2月,浙大一院在王伟林上任三个月后上线了“浙一互联网医院”,开启了大型公立医院办互联网医院的时代。

                  

      浙一互联网医院开启大型公立医院办互联网医院的时代。

    “为什么要做互联网医院?我认准了互联网医疗肯定是发展方向。”王伟林骨子里透着“浙一人”的笃定和信念,“你不做人家也要做,跟着人家做不如自己做。”

    “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里”,王伟林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蕴含着传统诊疗模式的大变革。有了互联网医院,大医院就可以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患者家里,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浙大一院敢想,也敢做。

      如今,患者通过手机、Ipad、个人电脑,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触动手指,就可以与浙大一院的专家、名医“面对面”远程门诊,预约检查,还可以坐等药物送到家里。以往要去医院排队挂号就诊的繁琐流程,如今可以在网络上轻松完成。

      分诊咨询、远程门诊、线上付费、检查预约、住院床位预约、药物配送、慢病随访……这些功能都已在“浙一互联网医院”实现。各地类似的互联网医院纷至沓来,浙大一院不知不觉中引领了这一波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大潮。

      近一两年,资本推动的互联网医院迅速崛起,由大型公立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需要坚定自我。浙大一院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我们是医疗+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医疗。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是先有医疗这么一个实体,然后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来辐射医疗服务范围,助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王伟林强调。

      有人认为,浙大一院办互联网医院有追求经济效益的考量。王伟林坦言,“浙一互联网医院”成立至今并没有给医院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医院坚持做互联网医院的探路者,是为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医疗规律、方式、方法。

      这是浙大一院作为国家顶级医院的担当,显然不能用狭隘的观念来界定。

      裘云庆介绍,浙大一院成立了互联网研究院,下设设计与研发平台、医疗服务与管理平台、物流配送平台以及法律与公共关系平台,以探寻我国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之路。目前,医院还在申报“互联网医疗救治及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通过技术创新、科学创新以及服务创新,实现医院的创新性发展。

      浙一互联网医院上线一年,成绩斐然。一年之内,互联网医院服务过10123名患者,接受了9774次名医线上问诊、5670次专科会诊,有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也有耄耋的老人,有来自驻利比里亚的维和警察防暴队官兵,也有身在杭州社区却不方便到医院就诊的患者,还有跨越地理距离救援过的失联儿童……

      2017年7月27日,浙大一院“医疗+互联网服务创新”项目摘得首届全国优质服务大赛一等奖。他们享受了医疗+互联网带来的便捷,也见证了医疗+互联网创造的健康奇迹。

“一带一路”启航

      70年前王季午教授从北京协和医院只身来到杭城那一刻起,浙大一院的血液中就流淌着交流、包容、互济的基因。“广泛交流合作,共谋医学发展”的理念贯穿于70年的发展历程。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浙大一院也适时推出了主打国际交流合作的医学“一带一路”。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升级,也是浙大一院创建国际一流医学中心、维护医院国际地位的必要战略。

      事实上,浙大一院的肝脏移植技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辐射到了印尼。2010年和2011年,浙大一院率肝移植团队,包括外科学、麻醉学、重症监护、影像学和护理学等20位专家,在印尼大学医学院附属CiptoMangunkusumo医院及Puri Indah医院先后开展了5例活体肝移植手术,里程碑式地实施了印尼历史上前4例成人间活体肝移植和雅加达当地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成功救治了5名危重的终末期肝病患者,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热烈好评。

      后来,浙大一院肝脏移植团队又为泰国皇家御医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同样受到极大好评。此外,很多学科,如泌尿科前列腺治疗技术在德国得到推广,消化科消化内镜技术在美国展示。

                       

      1993年4月13号,郑树森教授开展浙江省首例肝移植,掀起国内第二次肝移植浪潮。

    “国际合作肯定会成为医院新的亮点,我们会进一步提升医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带一路’一定是中国引领的,我们一定要发挥这样的作用。”郑敏说,和印尼的合作已经成熟,与中东欧国家,以及马来西亚、泰国都在推进中。

      2016年6月,浙大一院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单位,该联盟旨在增进医疗服务管理、医学专业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医学相关专业领域高素质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今后,浙大一院将与中东欧国家医疗机构展开深度合作。

      在对外输出技术的同时,浙大一院还不忘把先进技术引进来。与全球3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和著名高等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证明了这一点。

      如与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进修培训、远程医疗等方面持续开展合作,立足中美联合诊所建设,发挥多学科协作优势,应用现代网络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智慧型医学中心。

      与美国UCLA、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德国基尔大学、西澳大学、多伦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则建立了协同创新中心、肝病联合研究中心等16个高层次临床研究中心和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在国际合作方面,浙大一院始终保持着“严谨求实”的姿态,不骄不躁,不卑不亢。

    “跟国际顶尖的单位交流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应该说我们现在不是领跑者,还是跟跑者,跟国际一流的机构还有差距。”裘云庆中肯地说。还不能在国际领跑是真,但医院很多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如肝脏移植、肾脏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感染性疾病等领域均具有较雄厚的实力。

      这些学科完全有能力打破目前的“贸易”逆差。

      郑敏讲了一个细节。之前,医院派医生到美国某著名医院学习,每次都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我则可以对他们说,其实我们也愿意请你们来我们医院看看,我们有几个学科,很有特色。”郑敏说,现在她已经有这样的底气跟人家谈这个事了。对方同意了这个提议,双方互派人员学习,不用付费。

      在国际舞台上,浙大一院的自信日渐增强。“一带一路”作为医院打出的一张名片,代表着医院,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国家。“一带一路”是医院对外合作的创新点,人工智能则是医院拥抱新技术、新模式的着力点。

    “医院今后要特别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在医学中的应用。”王伟林表示,浙大一院与浙江大学孔德兴教授在超声影像诊断方面开展了相关合作,接下来会在肝脏疾病的智能诊断上面做研究转化工作。

      2016年4月,浙大一院超声科与一款名为“DE”的记忆超声影像诊断系统合作,进入建立样本库和测试阶段。该系统是基于临床病理诊断的大数据积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创建一套精准参照标准。使用该系统的超声医生,将更能提高诊断甲状腺病变良恶性的准确率。

      浙大一院党委副书记、肾脏病专家陈江华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慢性肾脏病的管理。“现在什么病用什么药都是医生拍脑袋决定,只要有信息,这个活儿大数据、人工智能都能做。今后所有医院信息打通后,就可以做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分析,患者基因怎么样,用药治疗还是采取别的手段,这个药用下去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都很清楚。”陈江华说。

    “领带文化”的恒心1947年11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浙大一院前身)开业当天,医院66位员工留下了一帧合影。合影中,所有男士都身穿西服,打着领带,女士都留着波浪式卷发,看起来颇有精神头。

      估计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帧民国范儿十足的珍贵照片竟成为医院文化的象征。

      照片中的文化一直传承到现